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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子,你们从不孤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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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防治艾滋病是一个复杂的医学问题,也是一个紧迫的民生问题、社会问题,需要全民参与、全力投入、全面预防。”

  今年12月1日是第三十八个世界艾滋病日,主题为“社会共治,守正创新,终结艾滋”。近年来,我国艾滋病防治事业取得积极进展,整体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。但也要看到,我国艾滋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,影响流行的社会因素复杂交织,防治任务十分艰巨。

  近日,记者来到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,记录了一群艾滋病患儿的生活状况和成长经历,以期唤起人们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爱,增强终结艾滋的信心。

  ——编  者  

  

  初冬,金色的阳光照在黄土地上。沿着一条乡村小路,穿过一片青青麦田,便是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。

  这所学校坐落于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县底镇东里村,占地90亩,紧邻一片公墓,方圆两公里不见人烟,如同一座孤岛。

  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儿童。所有孩子,一出生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。他们绝大多数是父母双亡的孤儿,还有的从小就被父母遗弃。

  这是全国唯一一所专门收治艾滋病患儿的全日制学校。目前,开设3个小学班、2个初中班,共有46名孩子在校读书。学校还负责管理16名在外读书的学生,承担其学杂费和生活费,包括10名高中生、5名大学生和1名博士生。

  21年来,这里共收治来自14个省份的127名艾滋病患儿。目前已有65人参加工作。有的结婚成家,通过母婴阻断技术生下健康宝宝,终结了艾滋病的代际传播。

  在这座“艾滋孤岛”上,临汾红丝带学校创办人郭小平和他的团队不离不弃,默默守望着一批又一批艾滋病患儿,让他们的人生更有自信和尊严。

  “每天吃药都是一场会战。只有忍受现在暂时的痛苦,才能解决将来永久的痛苦”

  中午12点,下课铃一响,孩子们纷纷冲出教室。

  餐桌上,一大锅土豆炖排骨冒着热气,香气扑鼻。但是,孩子们并不急着吃饭,而是直奔服药室。

  一张长条桌上,整齐地摆放着一排药盒,分别写着名字。孩子们依次服药,然后在登记表上签名。有时,老师会让某个孩子张开嘴,看看舌下是否藏药。有两个新来的孩子咽不下药片,只能先嚼成碎末,再用水往下送。吃完一片药,花了五六分钟。

  中午12点准时吃药,这是雷打不动的“铁律”。对于艾滋病患儿来说,吃药比吃饭更重要。

  “想活着,就得吃药!”

  “药就是你的命!”

  偶尔,老师也会发脾气,训斥个别不好好吃药的孩子。过去,曾有一些孩子假装吃了药,其实偷偷把药藏起来,或者扔到草丛里。老师发现后,总会严厉批评。

  “每天吃药都是一场会战。只有忍受现在暂时的痛苦,才能解决将来永久的痛苦。”在微信朋友圈里,郭小平曾写下这样的感言。

  艾滋病人必须按时服用抗病毒药,一天也不能停。如果断断续续,一旦耐药,前功尽弃。为此,学校安排孩子们每3个月进行一次病毒载量和免疫力检测。目前,所有孩子的艾滋病病毒载量均为0,评估免疫力的关键指标——CD4细胞也在正常范围内。这表明,他们已经成功抑制艾滋病病毒在体内复制,病毒载量降至检测不到水平,传染风险极低。但是,这并不意味着艾滋病的终结。例如,有的孩子寒暑假回家探亲,不能按时吃药,回来后就“露馅”了——病毒载量飙升,CD4细胞急剧下降。

  “这么多年,没有一个孩子死亡,这本身就是个奇迹。假如没人管,谁能保证他们还活着?现在,他们和正常孩子唯一的区别就是,每天多吃一片药。”郭小平说。

  对于艾滋病患儿来说,秋冬季节最容易感冒。有一年,25个孩子同时感冒引发肺炎住院,郭小平带着老师们去医院陪护了10多天。

  后来,郭小平专程赴北京拜访了一位名老中医,拟定一个中药方剂,共26味中药,主要功能是提升免疫力。2023年秋天,学校买了3口铜锅,专门用于熬制膏方。每年从10月下旬开始,校园里就弥漫着一股中药味。熬药是技术活,也是体力活。从浸泡、熬制、过滤到收膏,大约需要两三天时间。尤其是在最后收膏阶段,需要连续搅锅几个小时,否则就会煳锅,功亏一篑。

  郭如君是郭小平的女儿,今年30岁。2017年大学毕业后,应父亲之邀到学校工作。在烟熏火燎的中药房,她一待就是好几天,毫无怨言。“我从小就在医院里玩,和这些孩子们一起长大。看到学校缺人,爸爸整天操心,我有点心疼,想来帮帮他。”郭如君说。

  除了熬药,郭如君还负责监督孩子们吃药。午饭前吃西药,午饭后吃中药。吃完午饭,孩子们陆续来到药房,每人从瓷罐里舀一勺浓稠的膏方,放在嘴里慢慢化开,这是他们独有的餐后“甜点”。

  “膏方口感不错,我加了大量红枣调味,孩子们从秋天一直吃到开春,这几年感冒发烧人数大幅减少。”郭小平欣慰地说。

  “那时也不知道孩子们能活几天。咱弄个‘爱心小课堂’,就是想让孩子们体验一下上学的感觉”

  郭小平今年62岁,2023年3月退休,卸任临汾红丝带学校校长职务。但他仍有一个重要身份——所有在校孩子的监护人。

  2003年,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在东里村设立非典隔离病区。非典过后,病房闲置下来。2004年7月,这里改为艾滋病区,时任该院院长的郭小平取名“绿色港湾”。9月,病区来了第一个艾滋病患儿——苗苗。5岁的孩子,又瘦又小,头耷拉着。经检查,肺部、肠道出现严重感染,已经处于艾滋病晚期。医生说,这孩子最多活两年。然而,苗苗命大,不仅活下来了,还如愿上了大学。如今,他和几个同学在太原合伙创业,办了一家跨境电商企业,效益还不错。

  翠翠是病区收治的第二个艾滋病患儿。当时,她只有7岁。到医院时,高烧不退,医生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。

  翠翠曾在村里上过小学一年级。同学们叫她“小艾滋”,有的躲避,有的辱骂,有的吐口水。老师为了不影响其他孩子学习,把她的课桌挪到最后一排的角落里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她时常精神恍惚,不得不辍学回家。

  有一天,翠翠在病房里哭着说:“我想上学!”郭小平为了安慰她,到旧货市场转了一圈,花七八元钱,买了一张旧课桌,放在翠翠的病房里。从此,翠翠在病房“上学”了。这张小课桌,就是红丝带学校的雏形。

  后来,“绿色港湾”陆续收治了多名艾滋病孤儿,他们没上过幼儿园,也没上过学。为了不让孩子们成为“文盲”,郭小平决定腾出一间病房,改造成教室,让他们边治病边学习。

  2005年7月,病区里的“爱心小课堂”诞生了。一块缺角的小黑板,五六张桌子,孩子们不分大小,统一上课。医护人员都是“临时教师”,谁下班有空,谁就来上课。想到什么就教什么,吆喝一声就是上课铃。

  郭小平回忆:“那时也不知道孩子们能活几天。咱弄个‘爱心小课堂’,就是想让孩子们体验一下上学的感觉。后来的事情,都是一步一步被逼出来的。”

  “别人都说我有社会责任感。你养活自己的孩子,能叫社会责任感?那就是一个‘情’字”

  郭小平记得,一位患艾滋病的妈妈在医院去世时,一直拉着孩子的手。“她把孩子的手使劲往我跟前拽,我就知道啥意思了。从她手里接过娃的手,我把娃拉出来,不想让娃看着他妈妈咽气。过了一会儿,护士出来跟我说,走了。”

  从妈妈手里接过孩子,郭小平的手也无处安放。随着病区的患儿越来越多,一间“爱心小课堂”再也挤不下了。

  2006年9月,医院盖了一排简易小平房。郭小平手写了一块“红丝带小学”校牌挂在门口。但是,这所学校没编制、没拨款、没名分,除了靠医院捐助,还要四处“化缘”。

  当时,招聘老师成了郭小平最头疼的事。很多人一听是给艾滋病患儿上课,连连摇头,给多少钱也不来。学校门窗坏了,请工人上门维修。结果,工人得知在这里上学的是艾滋病人,连工钱都不要就跑了。

  “不是咱招聘老师,是老师选咱。只要人家来就行,在黑板上能写几个字,数学题别错得太多就行。”郭小平说,“时间最长的一名老师待了一年多,因为要结婚,对方说:‘你要在那儿上班,咱们就分手。’没办法,这名老师也走了。”

  2007年底,学校终于有了2名代课老师和3名生活老师,其中包括1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。学校没有免费教材,只能托人到处去买。有时买到了课本,却买不到练习册、辅导书等,只能东拼西凑。最让老师们愧疚的是,孩子们从没见过“考试卷”是什么样子。

  医院办学校?闻所未闻!郭小平的做法,引起了巨大争议。

  “医院背这么大的包袱,这笔开支谁来承担?”

  “你把孩子们都贴上了标签,这本身就是歧视!”

  …………

  面对种种质疑,郭小平心里清楚,这是他能想到保护孩子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。“孩子们没有爹妈,你把他扔了?扔出去就只能等死了,谁的孩子不是一条命?他们就站在悬崖边上,你能眼睁睁看着不管?”郭小平据理力争。

  2011年12月1日,在临汾市委、市政府的支持下,该校被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行列,更名为“临汾红丝带学校”。自此,学校有了正式编制,教师工资由财政拨付。

  2013年和2015年,郭小平先后辞去临汾市中医医院院长、临汾市传染病医院院长,只保留了临汾红丝带学校校长的职务。他说:“医院不缺一个院长,而学校缺一个校长、一个家长。”

  2014年9月,16名孩子成功考入高中。2017年6月,临汾市专门在此设置了标准化考场,这也是我国首次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单独设立高考考场。那年,16人参加高考,15人考取了大学本科或专科。

  那几年,郭小平吃住都在学校,起早贪黑,陪着孩子们一起备战高考。

  2017年元旦,郭小平收到一份新年礼物。那是联欢会上孩子们写的一首诗:“……我们盼望这一天,更害怕这一天,我们害怕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。请允许我们叫你一声‘爸爸’。我爱你!”

  郭小平那天忍不住哭了。那声“爸爸”,他从来没有答应过。他对孩子们说:“虽然你们的父母去世了,但是一定要记住,你们是有父母的。我比你们父母年龄大,叫伯伯就行。”

  在孩子们的眼里,郭伯伯就是最亲的人。“别人都说我有社会责任感。你养活自己的孩子,能叫社会责任感?那就是一个‘情’字。”郭小平说。

  “我现在的角色不一样了,从一个‘被别人关爱的人’变成‘给别人关爱的人’”

  “我长大能结婚吗?能生小孩吗?”多年前,一名小女孩悄悄问老师。面对早熟的孩子,老师心头一震。艾滋病人能否像普通人一样拥有幸福的家庭?谁也无法回答。

  如今,时间给出了答案。郭小平说:“我们这里有3对结婚的,另一半都是感染者。也有谈对象的,对方不是感染者,互相都知道,没结婚但一直处着嘞。有两对夫妻生了健康的孩子,一个7岁多,一个1岁多。现在母婴阻断技术很成熟,即便父母都是感染者,下一代也可以避免感染。”

  翠翠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结婚。那天,她身穿中式嫁衣,脚踩绣花鞋,身边是爱她的新郎,身后是疼她的郭伯伯。

  2023年5月26日,翠翠在临汾红丝带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婚礼。那天是她精心挑选的日子——“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”。

  2012年5月26日,在郭小平的倡议下,红丝带学校发起并举办了首届“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”活动,邀请社会各界人士与艾滋病人共进午餐。如今,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一天举行活动。

  新郎小凡是翠翠的同学,也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。婚礼前,郭小平按照当地习俗,以翠翠家长的身份,给新人送来被褥。婚礼上,一对新人向家长敬茶。端起茶杯,郭小平哭了,就像自己的女儿出嫁一样。当天摆了几桌酒席,坐满了宾客,还有不少临时来的客人站满大厅。

  2017年暑假,翠翠和同学们准备上大学了。临行前,郭小平给他们上了最后一课,主要教他们如何换药瓶、如何和室友相处。

  “让艾滋病到你为止。不伤害别人、不伤害社会,这是底线。”郭小平反复叮嘱。

  刚入学不久,翠翠就暴露了“身份”。有一天,她正好外出,室友帮她叠被子,不经意间发现了她枕头边没有换掉包装的药瓶。

  翠翠回来后,看到自己整齐的床铺,知道瞒不住了。她对室友说:“如果有一天,你发现我是艾滋病人,还会对我好吗?”话音未落,室友抱着她就哭了。翠翠证实了自己的判断。

  此后的日子,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,室友们一如既往地对她好。一个室友买了甜筒冰淇淋,让每个室友都舔一口。翠翠有心理负担,不愿意吃,她们就“逼”她舔。

  临近毕业的时候,翠翠决定告诉室友们自己是感染者。她拿来检测试纸,让每个人测一下。结果,都是阴性。一个室友说:“其实,我们早就知道你是感染者了。”这让翠翠既惊讶又感动。

  翠翠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那时,她到小卖部买糖,老板害怕她递来的钱上有病毒,把糖放在柜台上,钱都不要。在她的记忆里,几乎没有人敢吃艾滋病人的东西。唯一例外的是郭伯伯,他不仅给她夹菜,还从她碗里夹东西吃。如今,室友们也不嫌弃她。

  2020年,翠翠大学毕业后,应聘到太原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工作。2022年的一天,郭小平给她打电话,问她想不想回学校上班。翠翠问:“我回去能干啥?”郭小平说:“回来帮助弟弟妹妹们呀!”于是,翠翠辞职回到学校,成了一名工作人员。

  “我现在的角色不一样了,从一个‘被别人关爱的人’变成‘给别人关爱的人’。”翠翠说。

  “孩子们一见面就把你搂住,蹭来蹭去,那种幸福感难以言表”

  从一张课桌到一所学校,郭小平黑发熬成白发,终于等来了“接班人”。

  2024年10月,临汾市传染病医院护士长王霞被任命为红丝带学校校长。王霞今年44岁,孩子们都喊她“姐姐”。2000年,她毕业后到临汾市传染病医院当护士。2004年来到“绿色港湾”工作,和第一批艾滋病患儿朝夕相处数年。2005年“爱心小课堂”开班时,她还给孩子们上过课。如今,她又回到孩子们身边。

  见到孩子们,王霞总会主动上前抱一抱、牵牵手。因为孩子们从小缺爱,特别渴望被拥抱、被牵手的感觉。每逢节假日,学校还会组织孩子们外出旅游,看看外面的世界。在饭桌上,王霞总是和孩子们相互夹菜。有的孩子看到好吃的,拿自己的筷子夹起来喂她。她也不介意,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

  郭小平虽然退休了,但心还在孩子们身上,每周都要去学校转一转。一个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,很多医院不给艾滋病人做手术,郭小平四处奔波,找到临汾市中心医院的专家做了手术;一个孩子患有严重口腔溃疡,脸上烂了一个洞,郭小平亲自带她到北京地坛医院做手术,在简陋的小旅馆里住了半个多月……

  这里既是一个校园,也是一个大家庭。孩子们虽然失去了父母,却遇见了更多亲人。

  “吃饺子了,猪肉韭菜馅的!”中午12点,热气腾腾的饺子出锅了。郭阿姨穿着围裙,一边吆喝着,一边给孩子们盛饺子。郭阿姨是临汾市一家社会公益组织的牵头人。她和志愿者们每月来学校包一次饺子,至今已坚持了11年。

  老李是学校的厨师,孩子们都喊他“李叔”,也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。2007年底,他的妻子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去世,留下一个8岁的男孩。父子俩到医院一检测,都是感染者。起初,他们一起在医院治病。后来,儿子在这里上学,老李就留在厨房做饭。现在,儿子大学毕业后找到工作,他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。

  杨老师曾是一名护士,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,如今担任生活老师。她和孩子们同住宿舍区,相处时间最长。平时,她负责孩子们的饮食起居,包括换内衣、剪指甲、洗澡等。哪个孩子生病了,她都会像妈妈一样悉心照顾。

  “你在他们身上用了多少心,他们就给你多少回报。孩子们一见面就把你搂住,蹭来蹭去,那种幸福感难以言表。”郭小平说。

  未来,临汾红丝带学校何去何从?郭小平说:“我希望学校早点‘清零’关门。将来艾滋病患儿都能进入普通学校学习,下一代也没有感染者,我就可以彻底退休了。”

  阳光下,一望无际的麦田泛着青绿,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……

  

  记者手记

  关爱是最好的药物

  17年前,记者到山西临汾“绿色港湾”采访,曾写过一篇题为《妈妈,别为我哭泣》的通讯。

  当时,郭小平对未来充满忧虑:“孩子们读完小学到哪里去?哪所中学的大门能为他们敞开?面对真实的社会,他们能够学会生存吗?在就业竞争中,他们的一技之长是什么?”

  今天,这一串问号终于拉直了。郭小平团队用了21年时间,完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“社会实验”。一批批艾滋病患儿健康成长,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。事实证明,艾滋病患儿也能像普通人一样读书、就业、结婚、生子,拥有幸福而完整的人生。临汾红丝带学校探索出一条艾滋病患儿健康成长之路,为我国艾滋病防治树立了样板。

  人间有爱,“孤岛”不孤。这里的艾滋病患儿虽然失去了圆满的小家庭,却拥有了一个更温暖的大家庭。终结艾滋,关爱是最好的药物。只有营造良好的“小气候”,才能最终改变“大气候”。在一个充满友善的社会中,相信每一个艾滋病人都能活出光彩。来源:人民网-《人民日报》
 


(编辑:晓东  责编:声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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