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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车过了湘江大桥，窗外的广西景致就渐渐染上了熟悉的秋意。稻穗沉甸甸地垂着，在风里翻涌成金浪，公路两旁的枫树叶已变得十分泛红，像极了我离家前一天旁晚太阳落山时的红霞。我靠在车窗上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那张泛黄的黑白照片——十七年前的我和柱子勾着肩，站在村口的老榕树下，两个人都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，笑容比头顶的太阳还亮。
今年我七十二岁，从中南那座工业城市的机关单位退休整十年，算上工作的五十年，离开那座叫“榕树湾”的老家村子，整整一个甲子。前阵子整理旧物时翻出这张照片，柱子咧着嘴的模样突然就撞进心里，当晚便给家乡村委主任打了电话。主任在电话里顿了顿，说：“老陈啊，柱子还在村里呢，就是……日子过得紧巴些。现在作为脱贫户正在巩固着呢！”我没细问，只说要回去看看。挂了电话就订了第二天最早的高铁票——比当年坐绿皮车，快了整整二十个钟头。
出了县城火车站，我雇了辆三轮车往村里赶。土路已经变成了水泥道，当年用石灰打成的晒谷场盖起了几栋二层小楼，村口的那棵老榕树还在，枝桠和叶子比以前更芪密了，树杆虽已长成比人的腰杆还相，但树干上的刀刻痕迹仍依稀可见——那是我和柱子刻下的“兄弟同心”。
三轮车在一栋低矮的砖房门前停下，墙皮斑驳得露出里面的黄土，窗台上摆着几个豁口的粗瓷碗，村主任说这就是柱子家。“柱子！柱子在家吗？”我推开虚掩的木门喊了一声，院里的鸡受惊似的扑腾着翅膀。一个佝偻的身影从堂屋走出来，头发花白跟我差不多，脸上的皱纹比我深多了，唯有那双眼睛，还依稀能看出当年的轮廓。他愣了半晌，才颤巍巍地开口：“远志？远志终于回来了！”尾音飘着不敢确信的神疑。
我快步上前握住他的手，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，指关节肿得发亮。“是我啊柱子，我回来了。”他的手在我掌心微微颤抖，拉着我往堂屋走，嘴里不停念叨：“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快坐。”堂屋里光线昏暗，一张掉漆的八仙桌摆在中间，椅子腿用绳子捆着勉强支撑，墙角堆着几袋红薯，散发着潮湿的土香味。
他边给我倒杯热水，边问“这些年在外面顶好吧？听说你在厂里当干部，出息了。”我笑了笑，说：“就是混口饭吃，谈不上出息，这不也退休了嘛。”他搓着手，眼神在我身上扫来扫去，从我的中山装摸到我脚上的皮鞋，嘴里啧啧有声：“干部就是不一样，穿得就是体面！你看这料子，这鞋，比我们村那些村干强多了。”
我想聊聊当年的事，问问他这些年怎么过的，还没开口，他就往前凑了凑，压低声音问：“远志啊，咱实打实说，你退休了一个月能拿多少退休金啊？”我端着杯子的手顿了一下，心里泛起一丝不舒服，但还是如实地说：“不多，四千来块钱。”他眼睛一下子亮了，拍着大腿说：“四千！还不多啊？我们村老人一个月就一百多块养老金，你这顶我们三十个了！”
这话让我有些尴尬，刚想转移话题，说当年我们一起摸鱼的小河还在不在，可他又接着问：“四千块够花吗？虽然你们城里花销大些，但是干部福利好啊，听说还有什么生活补贴、过年补贴、老年补贴？医疗报销能报百分之百吧？”一连串的问题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，我脸上的笑容淡了下来，说：“城里花销大，房租水电、柴米油盐，再加上老两口的药钱，刚够周转，紧巴巴的。”
他显然没把我的话往心里去，嘴角撇了撇，带着点不以为然：“你这就是谦虚了！干部还能缺吃少穿？不像我，这辈子没捞着正经活计，年轻时在砖窑厂搬砖，后来腰被塌下来的砖坯砸坏了，重活再也干不了。现在全靠儿子在县城工地打零工养活，一天才挣一百五。前阵子老婆子犯了风湿性关节炎，住院就花了五千多，欠了隔壁二娃家三千，到现在还没还上，日子真是过不下去了。”他说着，声音就带了哭腔，抬起袖子在眼角胡乱抹了两把，露出细得像根枯柴的手腕。
我心里一软，刚想说要不给点钱让他买点东西，他突然抬起头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：“远志啊，咱们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，当年你家比我家还穷，我娘总经常让你到我家吃饭，你还记得不？”我点点头，说：“记得，婶子人好，我一直记着，永远不会忘记。”他往前凑了凑，声音更低了：“那啥，我知道你是大干部，手头肯定宽裕，能不能……能不能借我两万块钱？”
“两万”！这两个字像炸雷一样在我耳边响起，我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他见我不说话，赶紧补充：“我知道两万不是小数目，但是我老婆子还得吃药，家里还等着钱还别人呢。你放心，我肯定还，就是……就是得等我儿子挣着大钱了。”他说“肯定还”的时候，眼神飘向了窗外，不敢看我。
听了柱子的话，我心里的反感一下子涌了上来，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这份变了味的情谊。当年那个抢着把馒头分我一半的少年，那个和我一起在小河里摸鱼抓虾的兄弟，怎么变成了现在这副扭曲心态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：“柱子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我真没这么多钱。我那四千块退休金，在城里真的只是中下水平，我儿子在工厂上班，一个月也就五千来块，要养媳妇和孩子，房贷还没还完清，全家每天都在盘算着怎样节剑过日子。”
他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变了，嘴角撇了撇，带着点不屑：“远志呵，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吧？两万块对干部来说算啥？你是不是怕我不还你？当年你走的时候，我还把我爹给我留的钢笔送给你了，你忘了？”那支钢笔我确实还留着，笔杆都磨亮了，但此刻被他拿出来当筹码，只让我觉得心里发堵。
我深知，在我们那里的农村，有这么不成文但成固疾的习俗语境，有些人明明是向亲朋好友问要钱，但又顾及脸面，因而改换叫做“借钱”。其实这几十年来，柱子并非头一回向我“借钱”。从早年他孩子上学凑学费，到后来家里盖房缺木料钱，再到前几年他患病住院，每一次困难时他总告诉我，并跟我“借”点钱。我清楚他在村里没个稳当营生的难处，也念在当年兄弟般的情分，每次都没推辞——最少的一次给了五百块，让他给娃买过冬的棉衣；最多的一回是他胃出血住院，我凑了六千块给他交了住院费。而这次，他也没有什么熬不过去的大难事，为何开口就要这么多？或许是过去我一次次的应允，让他在心里笃定我手头十分宽裕、觉得我这“干部”身份定是藏着不少积蓄：或许在他看来，我已是七十多岁的人，黄土都快埋到脖子了，若不趁这次多“借”些，怕是往后就再也没机会了。
我还想向他解释具体一些，他却站起身，往门口走：“行了，那我就不难为你了，毕竟现在已过了几十年，人都变了。”说完就走进屋里。他的话像一根刺，扎得我心口发疼。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，想说点什么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一肚子的话堵在喉咙里，憋得难受。
中午他留我吃饭，我惋言谢绝了，说等下到村南的大姨家去看外侄子。他也没再捥留。
下午我从大姨家出来，在村前村后转了一圈，那条河还在，只是水变浅了，鱼虾没有了，河边上的草长得比人还高。村里大部分青壮年都到城里打工了，只有一些老人小孩在留守。几个老人坐在墙根晒太阳，见了我，都凑过来问我是谁，我说我是陈老根家的远志，他们才恍然大悟，“是远志啊，长这么老了，你出去有出息了！”我听着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晚上，柱子把我安排在他儿子的房间留宿，床上铺着洗得发白的褥子，他儿子不经常在家，被褥都散发着一股霉味。我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看着屋顶，脑子里全是白天的事。依我现在的家境，给他两万块钱确有困难，但更主要的，是受不了他那份理所当然的索取，受不了当年的兄弟情谊变成了索取的筹码。柱子问我要钱这事，真应了我母亲临终前说的那句话：“人老了，就念旧，可旧人旧事不一定都能如人意。”
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摸出手机给儿子打了个电话，儿子问我在村里怎么样，我说挺好的，就是有点想家。儿子笑了，说：“想家就回来，我明天休息，去火车站接你。”挂了电话，我看着窗外的月亮，月亮很圆，和当年我离开家那晚的月亮一样圆，可我的心情却完全不同了。
天刚透出蒙蒙的光亮，我就悄悄起了床，把带来的两箱牛奶和一袋水果放在堂屋的桌子上，又从钱包里拿出五百块钱，压在水果下面。我看了一眼柱子的房门，门还关着，里面传来他和老伴均匀的呼吸声。我轻轻带上门，往村口走去，三轮车师傅已经在等我了，是我昨晚提前约好的。
三轮车子开动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柱子的房屋，砖房在晨雾中显得有些模糊。我心里默念着：柱子，对不起，我自己也有不愿告诉别人的难处，只能帮你这么多了，请原谅不辞而别，望多保重。早上路上没有人，三轮车不到半个小时就把我送送到了火车站。
蹬上了北上火车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。一阵晨风从车窗吹进来，带着稻穗的香气，我闭上眼睛，仿佛又看到了十七年前的我和柱子，站在那棵老榕树下，笑容比太阳还亮。只是那份亮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这时我不禁想起鲁迅短篇小说《故乡》中的主人翁闰土，别了多年的闰土和鲁迅再次重逢时，闰土穷得僚倒，养育了五个孩子，先前的紫色的圆脸，已经变作灰黄，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；头上戴着一顶破毡帽，身上只穿一件极薄的棉衣，浑身瑟索着；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，那手也变得又粗又笨而且开裂，像是松树皮了……正如母亲叹气所说的“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头人了”。可想而知，当时的闰土是多么的艰难，多么的无助，但在鲁迅搬走彻底离开家乡之时，他并没有向儿时的好友鲁迅问要一个铜钱，只是默默地捡好了鲁迅搬家闲弃的两条长桌，四张椅子，一副香炉和烛台，把灶台里的草灰拿回去做沙地的肥料……。对照如今的柱子，不管怎么说，在党的民生政策照耀下，他的日子比闰生好多了，但他心里却没有闰生那样的纯朴依旧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隐隐发沉发痛。也许，随着如今时代复杂意识的嬗变，当年最纯朴的童情也随之变异了；也许，这次分别，我和柱子之间的童谊，从此就隔上了一层厚厚的壁障。
火车开动以后，我又情不自禁地把那张泛黄的照片拿出来，看了很久，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放回了口袋。窗外的冷意越来越浓，故园的轮廓也渐渐模糊，我知道，这次回去，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少年时有些情谊，只能留在记忆里，就像那棵老榕树，只能站在村口，看着人来人往，看着岁月变迁……（静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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